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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他认为，政治是意志的表达、是立法，行政是意志的执行。《宪法》第89条和《地方组织法》第59条关于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行政机关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公务员法》第106条关于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违纪公务员的行政处分，都是对层级监督权的直接规定。

(46)其中，行政机关而非法院处理纠纷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保证公平公正。行政区域边界纠纷、行政机关之间的权限纠纷以及人事纠纷，目前都由行政机关处理。第30条明确除另有规定外，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统一管辖行政复议案件等。直接监督大多都是监督机关积极、主动依职权实施的监督。④ 组织法上的领导权表现为行为法上行政机关的职责，行为法上的实施机关条款已经成为其必要条款。

(4)上级主管部门包括所有上级，不限于上一级。也就是说，法国行政机关承担着部分纠纷的处理任务。另一方面，展现于方法论上，这种分开处理的操作大体上也对应了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部分主要适用涵摄和解释，通过对保护范围的解释，将个人的行为涵摄于基本权利规范。

实际上，如果我们阅读1985年之前宪法法院作出的裁判，就会发现，彼时的判决远不如今天这么层级清晰、易于理解检验和拆解分析。职是之故，这套案件审查框架和方法构成了宪法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每一位法科学生都应该努力掌握的基本功。[41]张翔：《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这种原则—例外关系的体现，就是基本权利干预的正当化这个审查阶层。

在展开对审查框架具体内容的阐释前，必须先对其理论背景加以揭橥，只有认识到教义学框架背后的价值原理，我们对其的研习适用才能达致技进乎道的目标。今天，我们已经公认基本权利是拘束所有国家机关的直接有效的法。

杜强强：《宪法上的艺术自由及其限制——以敏感地带行为艺术案为切入点》，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6期。[45] 从整体上看，所有审查框架所共享的最显著特征是阶层性。而后一个方面规范结构上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审查框架来显性化。这样分开处理的操作，一方面，将基本权利案件的审查在立场上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宣示对基本权利行使行为原则上的保护和对国家干预行为原则上的禁止，第二部分同时承认存在其他宪法上的利益足以正当化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从而——如前文所述——以一种更清晰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强化基本权利保障的实质性价值。

[53]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增订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以下。以何为损害他人名誉为例，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文学创作中，一边使用当事人的真实姓名，一边虚构贬损性的事实（例如描写主人公曾给人做妾、被人侮辱，影射主人公系患性病打错针致死），构成了对他人名誉的损害。一、三阶层审查框架的内容与原理 （一）三阶层审查框架的内容 宪法上基本权利问题最核心的类型、也是前述事例中最常见的情形是：国家的行为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施加了干预，而公民认为此种干预侵害了其基本权利，请求排除侵害（主张基本权利来防御国家干涉）。对比其他法律领域，可以发现，三阶层审查框架作为宪法学上基本权利案例分析的基础框架，与请求权基础分析之于民法学、犯罪成立的三阶层检验模式之于刑法学相埒。

例如，一位读者在豆瓣上评价一本外文著作的中译本机翻痕迹严重，糟蹋了作者的作品，被指责以毁谤和捏造事实的形式攻击译者，此处，批评者行使言论自由的行为侵犯了译者的人格权吗？最后，在日益复杂化的现代风险社会中，个体自由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对共同风险的排除，但这种处置措施不能以牺牲基本权利为代价，此时治理问题也成为了基本权利问题。与此同时，笔者还主编了《德国宪法案例选释》丛书，第一辑就以基本权利总论为主题，希望以此为我们建构中国宪法下的基本权利教义学提供比较法上的资源。

而且，如前所述，公权力对基本权利的干预是否合宪，不仅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宪法预设的基本权利限制规定，还要进一步符合限制的限制。可以说，这些框架是在解释适用宪法规范的基础上、在反复探索和辩难过程中得出的人类理性的体系性固化。

[33] BodoPieroth, Bernhard Schlink als Verfasser juristischer Lehrbücher.Insiderinformationen eines Ko-Autors, in: Jakob Nolte/Ralf Poscher/HennerWolter (Hrsg.), Die Verfassung als Aufgabe von Wissenschaft, Praxis undÖffentlichkeit. Freundesgabe für Bernhard Schlink zum 70. Geburtstag, Heidelberg:C. F. Müller, 2014, S. 3 (6 f.). [34] DieterGrimm, Ich bin ein Freund der Verfassung,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7, S. 185. [35] BodoPieroth/Bernhard Schlink, Aus dem Vorwort zur japanischen Ausgabe (2018), in: Thorsten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 Heidelberg: C. F. Müller, 36. Aufl. 2020,S. VII. [36] DieterGrimm, Ich bin ein Freund der Verfassung,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7, S. 186. [37] BodoPieroth, Bernhard Schlink als Verfasser juristischer Lehrbücher.Insiderinformationen eines Ko-Autors, in: Jakob Nolte/Ralf Poscher/HennerWolter (Hrsg.), Die Verfassung als Aufgabe von Wissenschaft, Praxis undÖffentlichkeit. Freundesgabe für Bernhard Schlink zum 70. Geburtstag,Heidelberg: C. F. Müller, 2014, S. 3 (3 f.). [38] Thorsten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 Heidelberg: C. F. Müller, 36. Aufl. 2020. [39]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增订版。这里要对皮浩特与施林克合著的《基本权利》教科书多说几句。[31]至此，能够指引教义学研究的学说大厦就建立了起来，此后，基本权利教义学经历的只是巩固、精细化、扩充以及在个别问题上的修正。第二个阶层，审查国家对此保护行为是否负有义务。[55] [德]Christian Starck：《基本权利的解释与影响作用》，许宗力译，载[德] Christian Starck：《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杨子慧等译，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14页。最后，即便仅就保护范围或限制而言，也需要尽可能精确，仍以第36条为例，宗教自由的保护范围同时包括了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但前者规定在第1款，后者规定在第3款第1句。

[6]从根本上讲，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之所以有可能被正当化，正是因为宪法允许对基本权利施加限制。[25] Dieter Grimm, Ich bin ein Freund der Verfassung,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7, S. 184. [26]例如Friedhelm Hufen,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München: C. H. Beck, 7. Aufl. 2018. [27]例如Kathleen M. Sullivan and Noah Feldman, Constitutional Law (20thEdition), 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 2019。

最后，审查框架有助于实现裁判说理。而这些与基本权利相关的事例，也每每因其重大意义而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

至于差别对待损害强度的衡量，则需要综观差别对待的划分标准（是否属于宪法禁止分类事项、划分标准与人格的接近程度、差别对待对象改变划分标准的可能性）、差别对待涉及的基本权利类型（差别对待是涉及自由权还是社会权、在自由权中是涉及言论自由还是职业自由等）、差别对待使得基本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可能性等因素。而要练就独立地搜寻和发掘案件中隐藏的全部问题的能力，并不能指望良好的法感，毋宁，发现问题的慧眼只能来自于审查框架的训练。

[54]参见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荷花女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0年第2期，第30-31页。而如果将个人有自由和个人自由应受限制这两个存在内在紧张关系的判断混沌地糅于一体，最终就往往会导致基本权利被过度乃至任意限制的后果。而借助于审查框架，同学们即可以将案件涉及的所有问题涓滴不漏地挖掘出来，从而保证了分析的全面与周密。即便随着时代发展变迁，自由之实现越来越仰仗于国家的作为和介入，基本权利也依然首先是公民针对国家的防御权，自由也仍然首先是免于支配和干涉的自由。

所谓基本权利理论是对基本权利之性质、功能、作用方式等的原理性描述分析，经典的基本权利理论例如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提出的地位理论、[19]阿列克西（Robert Alexy）提出的原则理论等。面对此种情况，就有必要通过教义学上的建构，来使宪法内在的侵害基本权利的法律/行为应被撤销的规范意旨显性化。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精确地援引法条。对此种错误认知的最直接反驳，就是以三阶层审查框架为核心内容的基本权利总论的提出。

如果我们试图论证这里的男女差别是否合理，就需要选择工人或者干部作为共同上位概念进行分析，亦即对男工人与女工人的差别、男干部与女干部的差别分别进行论证。否则，即构成了对基本权利的侵害，应被认定违宪。

如此，审查框架就保证审查过程的透明和可检验性，而一旦审查过程是透明的、可检验的，司法恣意、基于个人价值或政治立场裁判的风险就自然会被降低。[16]与防御权案件一样，对差别对待的比例原则审查也包括了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四个部分。在最根本的层面，三阶层审查框架整体上预设了对基本权利的原则上保护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基本权利案件的三阶层审查框架首先共享了审查框架对于法教义学的普遍意义。

[36]于此也体现出了教义学的另一重价值，教义学使法律变得易于传授与学习。3.基本权利干预的正当化。

所以，在基本权利条款内部找不到关于法律后果的设定，不代表宪法对违宪的后果未作规定，第5条第3款已经明确，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二，在德国法学院开设的基本权利课程案例研习课（Arbeitsgemeinschaft）上，老师最经常告诫初习法律的同学们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下一个阶层的问题。

但不允许进行任何限制的基本权利只是非常例外的情形，而且，我国宪法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绝对权利，还有待进一步讨论。同时，审查框架的存在也使我们得以在保证整体审查框架稳定的前提下，在特定阶层、在具体问题上，对各种不同观点进行对比评价，或者引入新的观点和新的论证，从而保证教义学的弹性、开放性和更新能力。